从1992至现在的10多年里，我到过全国将近2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公开教学150余次，南到广州、深圳，北到唐山、北京，西到湖北、湖南。
如今，媒体上常有人说，公开教学是一种“做秀”。不可否认，现在公开教学“做秀”的现象时有存在。但，这决不是公开教学本身的错。
“既然承认上课是给学生提供一个探索、质疑、讨论、创造的平台，那么把这个平台公开展示出来，让它同时成为同行们揣摩思考的平台，不也很好吗？”“一朵具体的花胜过一千种关于它的描述。”“一堂好课就是一朵具体的花，可以任凭人们从色、香、形诸方面去感觉、品评，即使你不喜欢这朵花，也可以把它作反面教材来批评，以引起警戒，不好吗？”（摘自《教师之友》2004年第3期）
公开教学，之于我的成长，无疑是助推器。
1988年4月18日，我永远记得的日子——我的第一节公开课。
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学编辑室张卫国主任到实验区了解人教版数学教材的实验情况，来到了海边小镇掘港，听我上一年级数学实验课《求两数相差多少的应用题》。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导师盛大启的精心指导下，制作了精美的教具和学具，特别是采用了电化教学——配乐故事《我八戒吃西瓜》（自编），还配上了漂亮的幻灯片。
上课后，张主任紧握我的手说：“这堂课上得太精彩了！学生在轻松自然和快乐活动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发展。”“这节课比我在很多城市里听的要好多了！”“想不到一个小伙子，给一年级小孩上课，能上得这么好！”
他其实不知道，我为了准备这节课，请县广播电台的专业播音员录故事，请电影院的专业幻灯片制作人员画幻灯片，更不用说我为了制作学具和改编故事、修改教案，一个星期的睡眠时间加起来才十几个小时了。
再说一个公开教学中的难忘经历：2001年夏天，我应邀到陕西咸阳的彬县去为当地培训骨干教师，时间一周。讲了一些理论，看了我的一些课堂录像后，老师们强烈要求我现场上一课，我难以拒绝，就答应了。因为是暑假，又是山区，学生很难通知。彬县师范的老师挨家挨户地找，只要是小学生就要，结果好不容易找来了20多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师范里的老师充满歉意地说：“徐老师，你就凑合着上吧。”我上了一节自编的数学活动课《鸡兔同笼》。为了让每个思维层次的学生都能有所收获，我采用了分层要求：一、二年级学生就画图来解决，四、五年级学生就用假设的思路来思考。在四十分钟的时间里，所有的学生都运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所谓的古典难题，学生的情感体验也非常积极。那些淳朴的山里孩子啊，下课后，有两个孩子还拉着我到他们家去做客，他们家还住在窑洞里……
全国各地的“跑”，对于身体来说，的确累。我的日历上，已经很少有节假日休息天了。很多个夜晚，我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然而，收获，也在其中。每一次的公开教学，个案在分析中明晰，思想在交流中发展，理念在争锋中升华，或成功，或失败，它们都是我阅历上的一笔多得的财富。我的教学艺术的逐渐成熟，离不开这绽放着的一朵朵具体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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